李愬在一个寒风刺骨的雪夜配资网炒股股票，发动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奇袭，成功攻占了蔡州，并活捉了叛将吴元济。此役不仅平定了长达四年的淮西之乱，也为唐宪宗削藩的宏伟大计提供了巨大的助力，堪称一举成名。正当朝廷庆祝这一战功时，李愬的部下石孝忠却闯入汝南北城门外，愤怒地砸毁了《平淮西碑》，甚至打死了阻止他的士兵。
这块《平淮西碑》由韩愈亲自奉唐宪宗之命所写，碑文共一千八百字，碑高三丈，巍然矗立在汝南北城门外。碑文不仅大肆宣扬了参与平叛将士的赫赫武功，宣扬皇权的至高无上，更像一剂强心针，激励了当时疲弱的帝国士气。然而，石孝忠的愤怒之举，仿佛一锤击打在唐宪宗的心脏上。究竟是什么让石孝忠冒着丧命的风险，做出如此令人愤慨的举动呢？
展开剩余87%唐宪宗震怒不已，亲自审问了石孝忠。石孝忠毫无畏惧，直言《平淮西碑》所记载的内容不符合事实，尤其是严重低估了李愬的功劳，自己此举是为了给李愬讨回公道。听到这里，唐宪宗忽然想起，几天前，李愬的妻子卢氏曾几次进宫上诉，反映碑文中的内容有失公正，看来真有其事。难道韩愈在此事中做了不正当的手脚？
韩愈，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，以倡导古文运动闻名，他以刚正不阿、直言敢谏而著称。然而，他曾因与唐宪宗意见相左，提出焚毁佛骨的建议，导致自己多次遭遇贬谪。一个如此刚直的人，难道真会在《平淮西碑》中故意抹杀李愬的功绩吗？平定淮西之乱的全过程又是怎样的呢？
元和九年，吴元济占领蔡州、申州、光州，发动叛乱。唐玄宗命令武元衡和裴度率领军队平叛。四年的平叛战争可分为三个阶段：第一阶段，由严绶担任主帅负责南路和西路的进攻，李光颜与乌重胤负责北路的进攻，而令狐通则指挥东路军。可是，严绶的指挥混乱，令狐通更是连连败退。唐宪宗震怒，重新部署兵力。
第二阶段，朝廷重新任命韩弘为平叛主帅，李文通替代令狐通，而李道古负责南路进攻。然而，韩弘心思不定，战局依然不利，高霞寓更是在铁城全军覆没。唐宪宗愤怒至极，再次调整兵力。
第三阶段，李愬接替袁滋出任三州节度使，情况才开始好转。李愬到任后，不仅展现出过人的军事才能，迅速将士气低迷的军队训练成强大的作战力量，还凭借卓越的政治智慧收降了大批叛将。接连攻占多个据点，对蔡州形成了合围之势。尽管如此，由于韩弘的拖沓，指挥系统依然不统一，各路大军几乎都是各自为战，未能给叛军造成决定性的打击。
唐宪宗愤怒万分，最终裴度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策略：“我亲自去行营，确保各路将士争着立功固宠。”事实证明，裴度的预见力极强。裴度一到，各路将领纷纷拼尽全力，吴元济不得不将主力分兵应对。在裴度的调动下，南面申州、东面光州都得以稳住，唯一最受压力的是北路。李愬在这关键时刻敏锐地发现了蔡州本营的空虚，决定发动一场夜袭。
于是，在一个严寒的雪夜，唐军在冰天雪地中，冒着极大的牺牲（有士兵冻死在路上）行军百二十里，成功突袭蔡州，一举活捉吴元济，彻底打破了淮西之乱的局势。
这场战役，功劳最重的有三人：李光颜、裴度和李愬。三人虽然各自有贡献，但谁才是真正的“第一功臣”呢？李光颜一直奋战在平叛最前线，斩敌无数，是平叛的主力。若非他在最后关头牵制了叛军的精锐，李愬的奇袭可能难以成功。不过遗憾的是，他并未参与最终决战，成为了一个“旁观者”。
裴度作为总指挥，他在战役初期就积极向唐宪宗上书，要求撤掉监军，给将军们最大的指挥自由。在蔡州平定后，他又以宽容和仁爱之心安抚降将，为蔡州的平稳过渡和恢复秩序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尽管如此，裴度并未直接参与奇袭战术的制定和实施，虽然功劳不小，但缺少了一点亮眼的光环。
李愬无疑是最耀眼的那个。他虽然只参与了不到一年的平叛工作，但凭借出奇制胜的战术和短短几个月时间内的卓越领导，将士气低迷的部队迅速转变为胜利的铁军。李愬的胜利不仅仅是一次“奇袭”，更是一场远见与果敢的展示，证明了他非凡的军事才能。尽管他得到了大功，但成功的背后也离不开其他将领的牵制和支持。
但无论如何，李愬的功劳绝对不容忽视。与其说他凭借巧妙的战术成功逆袭，不如说是他敏锐地抓住了战场的机会，展现了非凡的指挥才能。再者，李愬的胜利得益于他长期的示弱策略，他成功地让吴元济低估了自己，这种策略的成功也离不开李愬的高超智慧。
奇袭之夜，经过百里艰难行军，士兵们冻死的惨烈场面令人心碎。然而，李愬凭借强大的领导力，保持了军心不散，最终完成了这一“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。
而在《平淮西碑》上，李愬的功劳只用寥寥数语简略带过，甚至韩愈特意强化了裴度的安抚工作。李愬在纪功碑中的描写并未充分体现他的巨大贡献，这一事实无疑引发了广泛的不满。
韩愈作为以刚直著称的名臣，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压制李愬的事呢？分析其原因，不外乎两个：其一，裴度是韩愈的恩师，二人关系深厚，而李愬的崛起可能威胁到裴度的地位。其二，韩愈曾提出过奇袭计划，但最终被李愬抢先实施，这可能让他心生不满。然而，这个说法并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或许只是“英雄所见略同”罢了。
我个人认为，韩愈的举动并非出于狭隘的私心，而是为了制约日益强大的武将集团。在中唐时期，士族、武将和宦官三股势力相互角力，而武将集团的力量过于强大，可能会对朝廷构成威胁。韩愈的做法，是出于大义，希望遏制武将集团的过度膨胀，为国家长远的稳定做出牺牲。
唐宪宗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后，认为李愬确实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，于是赦免了石孝忠，同时命令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纪功碑，以平息这一风波。然而，唐宪宗并未因此处罚韩愈，似乎与他心领神会，彼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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